流水线与“KPI机器”：被冷漠蒙住双眼

“人群中的人丝毫不关心他人，只顾自己前行。唯我、效率成为了最重要的。”

冷漠是本雅明在波德莱尔诗篇中首先读出的生活感受，而19世纪的这种现代性体验，两百多年后依然情景重现。

“突然觉得，如果是我看到，可能也会麻木，因为我脑子里只关心自己的KPI（关键绩效指标）是否完成。”谈及“阿里巴巴女员工在食堂维权”的情景时，多位巨头科技公司的员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道，“满脑子都是工作和数字，很难去关心到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于阿里巴巴而言，这次事件的教训是惨痛的，不再赘述。而在整个事件中，有一个细节令人揪心。受侵害女员工与多位领导数次沟通无果、在公司群曝光事件被强制撤回后，不得不选择打印宣传横幅、带着喇叭，到公司食堂内进行现场曝光。

然而这样“不文明”的表达方式，依然没有翻出水花，最终还是在社交媒体公开曝光才引爆了舆论。整个事件中，上至已读不回的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花名老鼎）、声称“处理不了”的HRG徐昆（花名丁冬），下至BU内部各负责人、人事乃至公司食堂内漠然的员工……此次舆论雪崩，已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冷漠的背后，实际是各大互联网公司对同城生活赛道商业模式极度看好带来的被扭曲的竞争态势，直接后果就是各公司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与强结果导向带来的工作与生存方式的扭曲。

“没有感情的KPI机器”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特别迷茫。”

邱女士曾在多个互联网头部企业、科技创业公司“摸爬滚打”了十年，但在十年后，她选择了逃离。“高强度的加班、极大的工作压力、强烈的焦虑感淹没了我，后来我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她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邱女士过去所在的企业，业务大多面向C端市场，“项目节奏极快，996乃至007都是常事”。告别过去后，她选择了一家偏重B端业务、拥有较高行业壁垒、风格偏传统的企业，“虽然薪资没有过去高，但生活稳定下来了”。

曾经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过去20年内，尤其是最近10年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厮杀、抢夺、攻城略地，大量的造富神话也为这些巨头公司套上耀眼的光环。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光环之下没有阴影。近两年来，35岁年龄线、内卷乃至“007”等，正在引发一波波的情绪反弹。“感觉员工就像个没有感情的KPI机器。”有人吐槽道。

所谓的35岁年龄线，在许多互联网企业内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一位国内头部互联网企业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自己公司内部，超过35岁的中低层员工将不再予以升职。从一定程度上而言，35岁，意味着你的未来能够“一眼望到头”了。

“一眼望到头”还是最好的情况。另一个结果是，在高强度的内卷文化下，很可能35岁后会被扫地出门。“不是说会直接辞退35岁的员工，但是有低潜力一说。”另一位新近上市的互联网大厂员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身边有不少36岁的P6员工会因此不被续签合同。”

这也逼迫着，在35岁之前，员工需要全速奔跑，甚至是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下属。阿里巴巴涉嫌受侵害女员工遭遇的酒桌文化，正是在一定程度上被自己的上级给“牺牲”掉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加班文化的提倡，也就不难理解。但这背后的悲剧也令人痛心。在2020年12月底，拼多多就有一位22岁的女孩猝死。

“心脏与字节，只能有一个跳动。生命和工资，只能拼一个多多。”拼多多女孩猝死事件爆发后，有网友总结出了上面两句话，并附带一句横批：“福报绵绵”。

“能力与年龄需要匹配，这件事从根本就是错误的。哪怕出现一点这样的念头，就是悲剧的开始，”前述互联网大厂员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露自己的心声，“然而事实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专家。”

商业模式的尽头

互联网企业原本并非如此。早年的互联网大厂曾让人欣羡，不拘束的穿着、各式各样的下午茶、加班餐、打车报销、健身中心等，令人趋之若鹜。

然而近年来，随着流量红利逐渐见顶，各公司业务严重雷同化，企业间贴身肉搏与拼刺刀现象屡屡发生。

同城生活是一个各公司志在必得、相对来讲却又很难做出明显分割的赛道。作为一个社区团购服务平台，无论拼多多还是美团还是阿里巴巴等，同城生活的商业模式几乎都无例外地从高频刚需的生鲜品类切入，主打日常家庭消费主流场景，利用小程序和微信群等流量红利，落地形成新型的家庭消费社交电商模式。

这种模式因为没有中间商，又加上强大的供应链资源、公司全程免费配送，所以可以对外宣称平台的产品会保证一定的实惠；又因为产品直接送至小区提货点，极大地方便社区居民。因而有很强的吸引力。

但这种模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线下渠道前期需要做大量工作，拼多多猝死女孩的案例告诉我们，这个工作强度之大完全超乎外界想象。比如每个月工作时间达到400小时，算下来不休班每天几乎要连轴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比如不由分说将新入职员工从上海调入新疆。更夸张的细节是，即便在总部，每100个员工才分配有一个厕所坑位。

然而阿里女员工的遭遇，为我们揭开了这种商业模式比拼背后更残酷的竞争态势，拼的实际是人的极限，当线上可以无限扩展的边界回归到线下时，空间陡然变窄。像此次阿里女员工遭遇的“经典问话”：“你觉着不喝酒这个业务能谈下来吗？！”背后的潜台词更是：“经常要出差，我早知道要出问题。”

从根本上说，商业模式并不必然只是一个“中性词汇”，在肉眼所看不见的另一头，很可能就和某种阴暗的欲望相连。

当互联网公司走到这一步时，人才流失已是必然。“两三年前曾想过要不要去BAT等大厂，后来还是因为和自己理念不符放弃了。”一位外企高层技术人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权衡之后，他认为，工作并不是自己的全部。

根据脉脉早前发布的《人才流动与迁徙2021》报告显示，对于基层的中层员工而言，薪资收入是选择下一份工作的优先考虑因素，但个人发展提升机会、稳定性、所在行业发展情况也会纳入重要考量。

高层员工则将个人发展提升机会放在首位，对企业价值观与企业文化也更为看重，有42.9%的高层员工离职原因，是因为公司价值观与企业文化有问题。

“互联网企业本来应该是非常有活力的企业，崇尚一些理想化的目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然而当前互联网科技企业随着员工及规模的扩大，开始用传统企业模式去管理，在企业内部宣扬狼性文化和服从机制，“这是不符合互联网特性的，甚至违背了互联网本身开放性、共享性、平等性的原则。”

在盘和林看来，互联网企业应当实现更加自主的业务开拓，而非与传统企业一样，通过酒会和地推去拓展各类业务。“一旦一家企业开始步入关系户、拉业务的阶段，其本身已经不再是互联网属性的企业。当前技术性员工和程序员更加看重平台，对于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他们希望的是加入一家真正具备技术特质的企业。”

同时，当前关于互联网企业发展的种种争议，源自企业规模化后没有找到适合企业管理模式所致。“实际上互联网企业应该保持其互联网科技企业的特性。要看到互联网企业最终应该依赖技术解决问题，而不是销售驱动。”盘和林认为，“要活得像个科技公司，而不要活得像个工厂流水线。”

（实习生黎文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