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 Baselitz：一条背负故乡名字出走的河流

一个人的一生，就像一条河流。

在1980年代末的中国，曾梵志在一堂大学写生课上，曾看到一位同学把人物倒过来画。人物在画面上方悬浮的表现方式充满了视觉张力，令他非常惊讶。后来，他从教师资料室和《世界美术》杂志中了解到，这是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Georg Baselitz的原创特色。他说：“Georg Baselitz带来了一个契机，为我们当时思考的问题提供了参考。我汲汲关注当时正在发生着的德国前卫艺术，并陆续了解到其他一些战后德国艺术家。我意识到在他们创新的符号之下，潜藏着深刻思想，而这恰恰是能推动美术史发展的关键因素。”这是中国艺术家曾梵志与Georg Baselitz这条河流交汇时的故事。

Georg Baselitz。资料图

从源头说起

河流最曲折幽深的秘密，往往都藏在源头。

Georg Baselitz原名为Hans-Georg Kern，出生于1938年原东德一个名为“Deutschbaselitz”的小村庄。他田园牧歌式的童年生活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时戛然而止。当战争结束，当时年仅7岁的Georg开始了一段漫长如梦魇的逃难、饥荒生活，战后破败荒芜的废墟也给他的少年时代铺上了苍凉的底色，这对他后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时候，一幅挂在学校教堂里的Louis-Ferdinand von Rayski复制画《Wermsdorfer Wald（1859）》触发了Georg对艺术创作的兴趣。1955年，17岁的他满怀对艺术的热情，申请进入德勒斯登艺术学院，但遭到拒绝。次年，他申请进入当时东柏林的美术与应用艺术大学，但不久之后就因为“政治思想不成熟”而被开除学籍。1957年，他转学到西柏林的艺术学院继续学习。由于早年在东德习得了写实手法，到了新的艺术学校，老师主要教授的是巴黎画派的抽象主义绘画，否定具体形象，这令Georg感到了“水土不服”。但他愤然坚持保留“人物形象”作为创作着力点，无畏地以与当时西德画坛主流背道而驰的绘画方式进行抗争。

他坚持有意识地把人物形象引入画面，但人物大多畸形或残缺，有的则是流血或者病恹恹的状态。学者及艺术史学家Richard Calvocoressi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回顾Georg创作于1960年代初作品的人物，这是为了“与纳粹主义政治宣传中常见的健康、肌肉发达的人物造型形成鲜明对比”。而对于作品中描绘的废弃的农用车、破烂的战袍、撕裂的旗帜、枯死的树木和被毁坏的建筑等，他表示这些都是艺术家1945年的亲眼所见。他分析道：“这些元素暗喻艺术家面对历史事件时的无能为力。时至今日，Georg在意识深处既不相信权威，也不喜欢任何的意识形态。”

成长于充满紧张和不安的环境，让Georg一直如饥似渴地找寻一种不受拘束而又足够有力的表达方式。激情与压抑、狂热与消沉、叛逆与传统的缠斗，深植于艺术家的性格和作品之中。1961年，他完成了学业。同年，他正式改名为Georg Baselitz——尽管流淌他方，也背负着家乡的名字上路。

触礁与潮起

1963年，Georg在西柏林举办了首次个展，但就在他将要真正“声名鹊起”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丑闻”，让他在艺术界一夜之间“声名狼藉”。在这场展览中，检察官以画面不雅为由，没收了他《流失的深夜》和《裸男》这两幅作品。而艺术家坚称，作品代表着战后德国由侵略者变为战败国所处尴尬处境和耻辱的反省。这两幅画最终在1965年物归原主，但事后有资料显示，这很可能是当时画廊想出来的炒作闹剧，而从此之后，艺术家也陷入了公众对其人品的怀疑。多年后，Georg重新绘制了这幅《流失的深夜》，他在2006年接受德国《艺术》杂志采访时表示：“后来，我总是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能够改正曾经所犯的错误？我是否该下决心将早期的作品再重新创作一遍，使得它更加完善？人总要往前走的。”

流经越多不平凡地方，河水的蓄势也更为强劲。在沉寂数年后，Georg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高潮。1969年，他以童年那幅启蒙画为模型，创作了第一幅以倒置形式呈现的作品《头上的森林》。倒置，使熟悉的事物呈现出陌生感，既保留了具象，也达到抽象的效果。对观众而言，巨大的视觉冲击放慢了欣赏和理解作品的过程。原本代表着具象的元素脱离了现实的束缚而成为了一种单纯的创作语言，这样反而具有一种更普遍意义上的抽象。

Georg Baselitz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坦言，如果放弃把画面的内容与自然界的物什拿来比较的话，其实世界是不存在所谓正确秩序的。通过上下颠倒的方式来打破人们的视觉习惯，引起观众的关注，是为了破除人们对既定秩序和形象的认知，从而引发对绘画更纯粹的欣赏和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从下笔的一刻开始就是倒着来的，而不是画完之后再把整幅画倒过来的。”艺术史学家Richard分析道：“这也许是他对当时分裂的德国和分裂的欧洲共同组成的荒谬世界的一种隐喻。”

Georg对具象与抽象之间自如切换的创新探索，既是德国传统表现主义的延伸，又具有前卫的叛离精神。尽管他的肖像画或有人物原型，或渗透了德国的民族历史记忆，但他都不曾让叙事淹没绘画的本质。高古轩画廊亚洲区董事总经理Nick Simunovic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Georg最吸引他的地方正是在于：“他从未放弃过将‘人’的形象提升为绘画中的核心，他的表现主义画作背后的原动力和蕴藏的人本主义精神始终贯穿于他作品的情感之中。”始终聚焦个体存在和人类处境，体现了他与同侪战后艺术家特有的人文关怀，由此他真正地获得了公众的承认和赞赏，被称为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国宝级艺术家。

直到有海的涛声

随着河流流向平原，越来越平稳的河道也随着地势的蔓延化作多条支流，流向更为宽广的版图。在Georg后期的作品中，他的创作情绪逐渐变得温和，并延伸出更多兼具艺术性和实验性的新想法。

1970年至1979年，他在艺术创作上突破常规，尝试以手指代替画笔作画；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他更是跨界涉足蚀刻画、麻胶版画和大型人像的木刻雕塑，展露出以回归主体为目标的艺术探索。但无论他付诸何种实验和变化，“倒置的图像”都一直没有放弃。按James Lawrence的说法，这一系列的“重复”其实是对他自己过去的一次次重振和复活。Richard对记者评论表示，在这个阶段，无论是在绘画、雕塑还是版画制作，Georg都试图对原始的媒介进行重新思考，“就像一切回归原点一样”。

2000年至今，Georg的笔触变得像水彩一样轻盈而具有流动性，色彩基调上也更偏好明亮的颜色。2019年夏天，Georg开启了一个新的创作系列。他先是在一张空白画布上用颜料描绘了人物倒置的形象，然后趁颜料未干，将其“对印”在另一张黑底的画面上。呈镜像关系的两张画画面基本没有变化，但却形成了比直接绘画更柔和的边缘，同时还带有某种不可预知的特性。创作内容上，艺术家则重新审视了早期的创作主题和个人历史，还反思了自己老去的过程及与妻子Elke之间的恒久亲密关系。带着13幅新系列的作品，2020年5月21日，Georg在香港高古轩画廊举办了名为“数年之后”的首场个展，这也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抗疫以来，在全球高古轩画廊中首场重新开幕的展览。一生秉持着在困厄中破而后立、立定新生的Georg让这场展览在经济、文化气氛略显消沉的当下显得别具意义。

今年，Georg已届82岁高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在疫情隔离期间，他主要在自己的工作室坚持创作。而当被问及在经历了一生中许多的曲折风雨后，他如何看待灾难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时，他简洁地说道：“生而为人，就会见证或亲历灾难。无关过去还是未来，灾难只能由人类来经受。”

这种释然和看淡，已经不是一条河流给出的回答。那里有海的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