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股份制改革和创建证券市场是一场攻坚战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

10月11日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包括支持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试，完善适应超大城市特点的劳动力流动制度等多个方面。

以设立经济特区40周年为契机，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是新时代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又一重大举措，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一招。

而回望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前锋”的四十年，从一个边陲渔村，发展成为独当一面的经贸与科技创新之都，深圳市的蜕变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高瞻远瞩、坚守奉献。

深圳资本市场改革破土重要决策者张鸿义就是其中一员。他于1986年7月起出任深圳市副市长一职，在此之前，张鸿义曾先后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深圳分行工作，有着丰富的金融市场经验。在深圳市政府体系内分管金融工作的他，见证了金融开放的“第一枪”，亲身参与并主导了深圳资本市场的设立，为促进中国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张鸿义看来，股份制改革和创建证券市场，是一项特别复杂而又艰巨的挑战，它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块垫脚石，一场意义重大的攻坚战。

打响我国金融开放第一枪

作为毗邻港澳的经济特区，深圳的金融改革开放在全国最先起步。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当属1982年1月引进首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在张鸿义看来，南商行的引入，对深圳市金融改革发展发挥了鲶鱼效应。随之，国有专业银行改革也在深圳启动，深圳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试验场。1986年底，作为全国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城市，深圳诞生了全国首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21世纪》：业内普遍认为1982年深圳引进首家外资银行——南洋银行深圳分行是打响了我国金融开放的第一枪，你怎么评价？

张鸿义：我非常认同。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但中央给政策，不给资金，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贫穷落后，为了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需要我们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如何通过不同的渠道筹措足够的建设和发展资金，成为特区决策者和建设者们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1981年5月27日-6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金融改革开放给了三条政策：一是货币政策，允许除了人民币以外，港币在一定领域流通，同时允许深圳探索发行特区货币的可能性；第二，可以试点引进外资银行，开拓引进外资的新渠道；第三，允许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加大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支持力度，特别是信贷资金的支持力度，同时允许深圳把出售土地的收入留作发展。

在政策的指导下，1981年7月，人民银行总行和深圳市政府经过反复的论证协商，选择了南洋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引进外资银行的第一家试点银行，1982年1月9日，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在罗湖华侨大厦楼下开业。它的开业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揭开了深圳经济特区金融改革开放新的一页。南商进来以后，除了引进了我们所需要的资金、客户信息外，同时也引入了新的金融产品，或者说不同的金融服务，引进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比较好地发挥了鲶鱼效应，把我们深圳原来一潭静水给搅起了浪花。

我认为它在这三点发挥了很重大的作用：

第一，外资银行的引进促进了我国外汇管理制度的逐步调整，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之前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外汇管理非常严格。外资银行进来以后要生存，要发挥作用，要发展，就提出了一些要求促进我们的外汇管理制度逐步调整。

第二，南商进来以后，打破了原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外汇经营和管理业务一统天下的局面，当时我作为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感觉到了这种竞争压力，促使我们通过改革来改善金融服务，增加金融产品，提高服务经济特区建设的能力。

第三，由于南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引进来的第一家外资银行，因此它引进前后的这一系列探讨和实践，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总结经验教训，制定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和改革的政策，提供了第一手的实践经验。所以我认为南商引进深圳，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同时也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起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家新型金融机构和两个重大探索

《21世纪》：南商行引进后，深圳金融行业迅猛发展，还诞生了首家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发展，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深发展成立的背景？

张鸿义：这一点必须谈到1984年的变化，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他没有讲话，但是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试办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因此他进一步坚定了特区建设者们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心，也平息了国内对于要不要示范经济特区的争论。其次在1984年5月，国家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使得改革开放突破了原来4个经济特区的范围，在更加广阔的土地上发芽。第三是国务院出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1984年5月，下发《国务院关于改革深圳市银行体制问题的批复》，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和人民银行总行反复沟通协商以后得到国家认可的文件，有了这份文件之后，才有了当年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的成立，由它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而且赋予它省一级分行的管理权限，以及不同于其他省分行的一些管理权限，这为深圳特区银行在促进特区经济发展和建设中更好的发挥作用，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也正是在这份文件的指导下，中国银行总行对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实行海外行管理体制，授予了深圳分行比较大的经营管理自由度，使得当时在深圳的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这两家金融机构有了大胆进行改革开放试验的勇气和权利。

在文件的指引之下，由于决定人民银行单独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那么就促进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的分设和独立运作，促使深圳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中心，四家专业银行和人民保险公司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新的金融体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行动，还要参照国际市场的实践，探索创办一些地方金融机构或者由企业兴办一些金融机构。

探索当时有两块，一个是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为首的企业在金融改革方面的探索，因为招商局是我们在香港存在多年的国有企业，经过中央授权，招商局率先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枪，进行了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在发展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他们深深感受到发展金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积极探讨成立银行和保险公司。

大概是在1987年4月份左右，经过袁庚同志的沟通协调，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招商银行在蛇口成立，然后到了1988年，经过多方努力，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共同筹建了平安保险公司，由国营企业为主体的企业和与金融机构合作的两家股份制金融企业在深圳创业，这开了先河。

另外一个（探索），就是市政府在促进地方金融机构的成立和发展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当时李灏同志作为深圳市委书记和市长提出要研究成立一家深圳的区域性股份制银行。我作为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就和我的同事们以及人民银行行长一起探讨，想借助农业银行附属的农村信用社筹组一家属于深圳的股份制区域性的银行，并与市政府、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当地分行取得了共识，但是在向北京申请批准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为此，李灏同志还专门和罗显荣同志（时任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到人民银行总行去做工作，但仍然没能取得共识。后来他就建议请人民银行派一个工作组到深圳现场进行调查，我们共同探讨可能的解决办法。

直到1987年初，以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邱晴为首的调查组来到了深圳，我和深圳市政府以及当地的人行和农行一起进行了调研，展开了讨论，形成了三点共识。

第一，在深圳创建一家区域性的股份制银行是有必要的；第二，深圳农信社一共有21家机构，可以把深圳农行下属的农村信用社在特区内的6家分支机构作为组建这家银行的基础；第三，这家银行命名上不能出现农村合作字样。至于叫什么名字，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提出建议。因为新加坡发展银行在新加坡的成功发展中扮演过非常积极和更重要的角色，后来深圳建议取名为深圳发展银行，这个建议获得了人民银行总行的同意，1987年12月深圳发展银行正式成立。

深发展的成立难度比较大，示范效应也很大。由于它的成立借用了农村信用社的本体，而农村信用社是有集体股，也有个人股的，这样就为企业投资、个人投资打开了通道，所以深圳发展银行是最早允许集体和个人投资的一家股份制银行。

深发展成立以后，发展得比较好，当时刘志强同志担任董事长，在1990年时，它作为股份制银行的生命力和活力已经开始显现，分红派息比较好，而且又采取了技术性的手段把股份给拆细，对于当时激活深圳沉寂的证券市场发挥了作用。并且，深圳发展银行还是第一个发行人民币同时又发行外汇优先股的银行。它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历史和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复盘股份制改革和创建证券市场艰辛历程

《21世纪》：为什么深圳市能率先开始股份制改革？

张鸿义：为什么深圳对股份制改革这么情有独钟，而且能够率先启动？我觉得这应该跟我们当时面对的形势和任务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一穷二白，而探索发展新路的任务又很艰巨，当时既要搞内联又要搞外引，通过双向开放来打开沉闷的局面。但是靠什么？

因为内引外联企业本身很多都是合资企业，有股份制的基础，而要搞好内引吸收国内有实力的大企业来，或者跟国外的投资者合作，都要有本地企业作为基础，作为联络人，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还得保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因此就有一个要做大做强地方国有企业的重要使命。

但当时我们地方国有企业非常的落后，而内引外联企业很多，发展很快，个体经济也发展很快，因此怎么样能够促进国营企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混合所有制成分发展，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主题。

所以我们的股份制改革从1986年10月份就下发文件开始推行，到了1987年7月22日，成立了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这是我们当时探索加强市属、区属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尝试。我们改革思路是什么？实际上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的职能）就是现在的国资委，我们先行了一步，当时的思路是要探索政企分离——政府职能和管理企业的职能分开。第二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通过这样的改革，促进我们国有企业逐步探索现代企业发展的模式，加快发展的步伐，就是我要讲的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改革发展起来了，就有个问题，股份制企业的股票要流通，怎么样流通？就需要证券市场、需要金融服务，而我们传统的商业银行服务满足不了股份制企业的要求，因此就希望创立直接投资的市场。

大概经过了四个月的酝酿，1988年11月19日，深圳市政府形成了《关于成立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通知》，我是领导小组的组长，时任人民银行的副行长王喜义、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董国良任副组长，下面还有11个相关部门的副手担任领导小组的成员，这就是我们研究建立证券市场的可行性，推动证券市场筹建的统筹协调机构。

在统一统筹协调下，人民银行、投资管理公司以及体改办、经发局、贸发局等有关的职能部门，发挥各自的作用，推动这项改革逐步深入。

“不是遇到了一点困难，而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21世纪》：深圳创办资本市场建设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怎么解决的？

张鸿义：其实股份制改革和创建证券市场，是特别复杂而又艰巨的挑战，不是遇到了一点困难，而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它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块垫脚石，是一场攻坚战。改革能不能成功，对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方向都有影响。

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主持创建证券市场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最大最多。

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证券市场是资本主义专有的，社会主义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建设属于禁区，没有人敢研究，也没有人想去研究，所以在推动特区发展的过程中，接触这个题目首先就要我们做好可行性研究。在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以后，我们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我才敢去担任这个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组长。一个就是聘请了近邻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做我们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顾问，请他们向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帮助我们培训一些业务人员。第二，我们从有关的金融单位抽调了一部分精英组成了专家小组，专门进行可行性分析，看一下，到底资本市场是个什么东西？社会属性应该如何？能不能兴利除弊，为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一直到1989年8月，专家小组拿出可行性研究报告蓝皮书，9月份证券市场领导小组讨论通过了蓝皮书。1989年11月15日，市政府正式下文，同意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并且任命了王健和禹国刚两位同志作为负责人。

第二个遇到的大难题，是1990年对于要不要办特区、办证券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深圳和上海的证券市场试点要不要继续，都产生了争论。应该说对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是对证券市场领导小组都有压力，我们怎么样正确地认识这些问题，积极做好沟通协调工作，把改革继续下去，需要做很多工作。

大家都知道这段期间深圳曾经来过三个调查组，第一个调研组是以国家体改办副主任刘鸿儒为首的人民银行和外管局的联合专家调查组，他们是5月份来的，因为我们申请设立证交所，他们来看看我们够不够条件，同时指导我们创造条件办好。

第二个调查组是在1990年7月份，由于3月份到6月份深圳股市过热了，场外交易很活跃。因此国家审计署领导根据总理批示带队和人民银行一起组成调查组，对深圳证券市场的利弊得失做了一次调查。

第三个调查组是1990年11月底12月初来的，当时国家准备暂停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试验的传言甚嚣尘上，随后时任中顾委委员周建南同志受总书记委托带着秘书来到深圳，对深圳证券市场去留问题，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考察。

这三个调查组经过调查以后，都得出了一个实事求是、中肯的意见。他们认为深圳证券市场有利有弊，正在有效的整改过程之中，兴利除弊，可以继续试验。所以到了1990年12月底，党中央和国务院都同意继续保留深圳和上海的试验，使得我们的改革得以继续深入。

《21世纪》：证监会成立是统一证券市场监管的代表性标志，证券市场在进入新阶段后，深圳是如何总结经验继续深化改革的？

张鸿义：810事件使我们对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尊重市场规律和密切结合中国国情，以及市场实际开拓前进，有了更多切肤之痛。我们除了认真总结事件教训外，全力做好认购表抽签购买的相关事宜，认真查处了违规购表的相关人员，大概处理了过百人。此外在证监会的统筹协调之下，深圳率先组建了证券监管办公室，积极配合证监会制定、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法规，研究新的可行的发行方案。

针对当时我国证券市场多为散户投资者，缺乏机构投资者的不足，1992年10月8日我们促成了我国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深圳天骥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1993年1月19日，天骥基金成功发行，1992年10月，深圳明确宣布欢迎符合条件的异地公司在深交所上市，当月深交所推出了上市保荐人制度为促进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制度性的条件。当年11月20日，鄂武商作为首家异地公司，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我觉得深圳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能够成功，特别需要感谢改革开放大政策，不然不可能有深圳的今天。

第二我们也特别感谢党中央国务院在很早就明确深圳作为改革试验场的地位，赋予了我们改革开放的试验权。如果没有这种授权，深圳市恐怕也不能做出这么多的探索和实践。

第三我们特别感谢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央有关部委长期的关心支持和推动促进。实际上刘鸿儒调研组、审计署调查组、周建南调查组都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改革试点重视、关注的体现，使我们能够克服这么多的困难，迈向新的成功的道路。

第四，深圳毗邻港澳、背靠珠三角这样的区位优势，成为我们能够成功发展的重要条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在深圳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帮了很多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无论是新鸿基证券公司，作为我们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一元钱顾问”，作出无私奉献，还是港交所、香港证监会在我们筹备当中，对于深圳市政府、人民银行、体改办、深交所所给予的多方面支持，我们都非常感谢。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动，我们又有前海高端服务业合作区、深港科技合作区，我们之间的合作应该进一步加强，也应该会有更好的前景。

第五，就是历届市委市政府，特别是创业成型阶段那几届市委市政府高举改革开放创新的旗帜坚定不移，能够把握机遇，克服挑战，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够形成40年持续发展的大好形势，使深圳这样一个边城小镇，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成为中国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城市，成为我国的科技创新城市，我觉得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是非常关键的。

第六，任何事情成功都离不开有理想、有知识，富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和管理者，深圳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能够成功，凝聚着很多管理者和金融体改专业人士的努力和奉献，对于为我们国家和广东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人们，我们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