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鞋服制造或落入国际分工的低端位置

　　“中国已落入了‘坏的贸易’陷阱，1993年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我们深陷‘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和‘出口实物产品换取美元纸片’的‘坏的贸易’之中，这是一条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位教授愤怒地说，“为了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我们应不惜以退出WTO为筹码对世贸条约重新进行谈判，并考虑退出WTO的战略问题。”

　　尽管是学者一家之言，但也让那些为入世申请和谈判忙碌了十年甚至几十年的人感到悲凉。表面看，入世后中国出现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国际分工的低端锁定，引发了当下让中国政府挠头的汇率问题、以及所谓的“坏的贸易”陷阱，而更深层次上，更多人关注的，是以WTO多边框架为主体的国际贸易力量给中国政府、市场和企业带来的不适感正在加剧。贸易力量越过货物产品，跨过边境，渗透到与产品相关的企业运作、市场体制改革和政府治理上。WTO给中国经济起飞带来的推动力不言而喻，它深刻地改变一批企业的命运，但对中国市场体制与政府治理深层次的改革，目前来看，作用还有限。

　　拆除政策炸弹 鞋业呈现新局面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是中国最早研究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学者之一。尽管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GATT)的产生与中国都有些渊源，但直到1970年代初，中国对这三家机构仍敬而远之。“当时，我们给这三个组织的定性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御用工具，也就是说不是什么好组织。”薛荣久回忆。

　　这一切直到1974年才有松动。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准备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主题是经济和贸易发展)，为给邓小平准备发言稿，当时的对外经贸部国际小组二处开始组织官员和专家翻译、学习相关国际会议资料。期间，薛荣久等学者发现关贸总协定不太像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关贸总协定原来是35个条款，但1965年以后为照顾发展中国家，专门加了3个条款。不仅如此，总协定中强调的国际分工不仅没有剥削的意思，还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国际分工大同小异。改革开放后，中国先后恢复在IMF和世行中的身份，并开始研究“复关”。当时还从日内瓦请来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参加创建关贸总协定时的主要参与人石钟策帮助研究策略。

　　1986年7月11日，中国正式照会GATT，要求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席位，薛也是中国复关专家组成员之一。一年后，中国正式递交中国外贸体制的答疑稿，此后开始了漫长的沟通和谈判，1995年关贸总协定改为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入世的决心也越来越大。“当时中国政府下决心‘入世’是想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最惠国待遇;二是贸易中的歧视。”薛荣久说。

　　尽管决心很大，但由于最惠国待遇问题涉及修改美国国内法而被搁置，直到1999年中美才恢复入世谈判。不久，美国国会顺利修改了国内法，确立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年度定时炸弹拆除。而贸易歧视问题也在2001年11月解决。当时，中国无奈地接受了12年期限的特殊保障措施条款和15年期限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过渡期的条款(简称“两反一保”)，才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