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看慈湖木屐，古代女子出嫁必穿。

　　1986年10月，在慈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众多遗物中，有两件器形完整的木屐，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木屐实物。

　　慈湖遗址位于宁波市区西北24公里，距举世瞩目的河姆渡遗址仅8公里，遗址背山面湖，西北群山环绕，东南地势平坦。该遗址是宁绍地区河姆渡文化向良渚文化发展阶段上的一种新文化类型，距今5365±125年。出土的木屐均为左脚屐，底部平整无齿，第一只屐为前宽后窄，圆头方跟，底部六孔，其中前头部一孔磨损成半月形，后端二组四孔间距较近，屐的两侧边缘略为凸隆，端面呈凹状，屐长24厘米，前部宽11厘米，跟宽7厘米。第二只屐为前宽后窄，有五个小孔，前头部一孔，中部和后端各二孔，两孔间挖有凹槽，屐长21.2 厘米，头宽8.4厘米，跟宽7.4厘米。

　　从整个器形观察，木屐有两个明显的特点：1、屐形设计趋于成熟，符合保护足部，便于行走的要求，长宽比例适中，略呈宽体型，底部前后均为削磨成弧形，使用时用柔性的绳子固定足部，而通过底部的绳子，恰好嵌入凹槽，避免与地面接触，增加了使用寿命，就象今天宽松式保健鞋，穿着舒适方便，行动灵活自如，又坚固耐用。2、木屐所用材料质地细密轻便，制作工艺精细，并运用了切削、刻槽、钻孔、磨光等多道工序，使屐面平整光滑，孔位准确合理，边线流畅美观，充分显现了娴熟的加工制作手法，与同期出土的木耜、木柄、木桨等器物相比，其制作工艺要细致不少，这一点第一只屐更为突出，估计为有一定身份的人穿用。另外根据一般人体比例测算，两屐主人身高在1.55米和1.45米左右，有较大的年龄差异。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慈湖遗址出土的木屐并非是偶然现象，它说明了远古的“慈湖人”对制作木屐就象制造其他生产工具一样，成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一项专门技术，并且在各个年龄层次和身份等级的“慈湖人”中已广泛地使用了木屐。在布满沼泽和荆棘的原始环境中，木屐的使用，对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快速行动，捕杀各种猎物或从事其他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我国，木屐一向被认为始于春秋时期，传称孔子周游列国到蔡时，蔡国因怕楚礼聘孔子，就有意软禁孔子。有一天半夜，孔子脚穿的一双大木屐被人偷去了，长期不知下落。后来孔子的木屐复又出现。到西晋时，被视为国宝，珍藏于皇宫武库。公元295年，武库失火，以致历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屐、汉高祖断白蛇剑及二百万器械一时荡尽。”而所见最早的实物是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郊三国东吴名将朱然及其妻妾合葬墓出土的漆木屐。慈湖遗址木屐的出土，把我国木屐历史向前推进3600多年，堪称当今中国乃乃致世界第一古屐。

　　如果仅此而言，还不足以说明木屐对古人进行生产和各类活动所产生的巨大的优越性以及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据《广雅•释器》：“屐jué木也。”又《急就篇•释车》云：“屐者，以木为之，而施两齿，可以践泥。”不仅说明木屐早就被古人所重视，而且迟至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屐底前后有齿的木屐。随着生产技术不断发展进步，木屐在古代鞋类中越来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据所关考古资料记载，进入南北朝时期以来木屐的品种规格已多样化，甚至出现了竹屐、帛屐、蜡屐、棕屐、草屐、皮屐、金齿屐、勾背屐和画屐等。可以想见，在长江流域，脚着木屐已成为一种时尚。不仅如此，就在黄河流域也颇为流行。相传晋国大臣介之推被烧死在锦山上，晋文公十分悲痛，将其死时所抱之树制成木屐，每年此日便向木屐深深鞠躬。木屐的广泛流行，也进一步拓展了它的使用功能。据《晋书•宣帝纪》载：“青龙二年诸葛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帝出兵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是也。”这是木屐用于军事目的一个实例。甚至连敦煌出土的观音画象中所画的观音菩萨也穿上飘逸潇洒的木屐。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种前齿和后齿均可拆御的，供游山玩水所穿的木屐。《宋书•谢灵运传》称谢灵运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使用起来，既科学又十分方便。还有一种与木屐功能相同的鎏金铜钉屐，更是把木屐装饰得华贵富丽。如出土于吉林省集安县的鎏金铜钉屐，每只屐上鎏金铜钉多达35枚。

　　木屐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具，凡此种种实例，在近几年考古资料中举不胜举。另一方面，我们在古代的诗文中来考察木屐，会惊奇地发现，古人对木屐更是作了大量生动形象的描述。如唐代大诗人李白“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描绘的是唐代贵妇穿木屐的情景，而“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又给人以无穷的?想。诗人刘长卿“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使道士幽闲、静雅的居处顺着屐印而隐约可见。南宋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直至清代诗文仍然有深深的屐印。如孔子七十代孙孔广綮《春雨》：“高低绣陌湿无痕，处处苍苔屐齿存。”

　　对木屐的穿着习俗，古代规制也颇为讲究。《后汉书•五行志》载：“妇女出嫁时必须穿木屐，屐上施以彩画，并以五彩丝带系之。”在南北朝时期，妇女着圆头屐，男子着方头屐，圆即顺从之义，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陋习可见一斑。不过到近代，著屐只是为了轻便、凉爽，在重要场合是不能穿木屐的。

　　木屐在我国传承了5000多年，今天尽管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销声匿迹，只有在原百越文化圈边陲广西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有木屐身影。但印刻在木屐身上的历史信息，并不会因之消失。相反，会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而愈加丰富。

　　谈到木屐，自然让人联想到素称木屐之邦的日本。确实，在当今日本木屐无所不在，每逢过年(元旦)或婚、嫁、寿等喜庆场合，成年男女都身穿和服，脚着齿屐，以示庆贺。尤其是对歌妓和传统舞蹈来说，木屐更是必备之物。据日本的有关考古资料记载，日本使用木屐最早可以追溯到北九州吉野ヶ里遗址为代表的弥生(文化相当于我国春秋——汉朝)。该遗址范围之大，保存实物和遗址完整且内涵之丰富，为日本近年来一项重大考古热点。该遗址所体现的中国江南文化要素特别丰富，如稻作农业、高床式(干栏式)建筑、石室土墩墓及下驮(木屐)等遗迹遗物，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乃至以后裔周至春秋时期宁波地区土墩石室墓有惊人相似之处。因此，有很多中国和日本学者认为该遗址的主人就是当时中国江南人，沿“华中说”线路直接从宁波一带东渡去日本的。无怪乎在日本语言中，至今仍保留许多方言，如：“mae”、“mo jang”，在日本写作“猫”和“麻将”，读音和词义完全相同，而音同义近词更是不计其数。由此推断，木屐沿着这条线路开始传入日本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先生介绍，日本弥生时代吉野ヶ里遗址出土的木屐，与慈湖遗址出土的木屐相比，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而且形制相同，只是尺寸略偏大，制作工艺较粗糙而已。但遗憾的是没有能看到吉野ヶ里遗址出土木屐的实物照片，无法作器形比较。而这一点在日本廉仓时代名画《扇面法华经册子》及《明惠上人图》中得到进一步证明，其所画齿屐与朱然墓中的漆木屐几乎相同。因此可以说，日本木屐的根在中国，中国木屐始于良渚时期的慈湖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