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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尚快报:街拍鼻祖眼中的“时装攀高”

2018/12/7 12:20:00 来源: 评论(0)520

刘裘蒂坎宁汉天鹅女郎贝比•佩利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

  时尚快报:街拍鼻祖眼中的“时装攀高”

  刘裘蒂:新出版的比尔•坎宁汉自传《时尚攀高》中,这位街拍鼻祖无情批判了社交场上靠华服攀高枝的投机分子。

  《Vogue》杂志美国版主编安娜•温图尔有句名言:“我们所有人都为比尔穿着打扮。”这个比尔,就是在2016年仙逝的《纽约时报》当家时尚摄影师比尔•坎宁汉。

  美国社交场的视觉历史

  比尔•坎宁汉生前以《纽约时报》每周两个摄影专栏而闻名:《街头》记录了他在纽约街道上发现的时尚流行趋势;而《晚间》则是对慈善机构聚集上流社会的旋风式报道。两者之间有种美丽的矛盾:前者是平民化的素人写真,而后者是聚光灯下的名流身影。

  最近一本叫做《时尚攀高》的新书在美国时尚界再度勾起了对于坎宁汉的回忆。这本坎宁汉的自传直到他身后才见天日。

  在纽约,“攀登社会”和“攀登贵圈”是经常用来形容社交野心过于充沛的“攀高枝者”的贬义词,他们竭尽所能结交权贵以求在社会阶层中爬升到上层。坎宁汉以他的摄影,造就了纽约贵圈:美国名流星期天早上的例行公式便是翻查《风尚》版面,看看自己在社交场合的身影是不是被比尔捕捉?经常在坎宁汉的专栏亮相,才算的上是有品位的名流。

  自从他老人家仙逝之后,纽约的社交晚会少了一个真正的灵魂。

  曾经,即使到了80岁高龄,坎宁汉干干瘦瘦的身影,也是纽约顶级社交圈的标志:一辆自行车、一件法国门房的制服蓝夹克、一两台相机垂挂颈脖。时尚界奉他为神祗:他的相机以精准敏感的天线抓住了这个时代的脉搏,设计师、造型师、零售商和时尚编辑都虔诚地拜读他的专栏,从中获取灵感。

  坎宁汉在《纽约时报》工作了近40年,留下了价值100万美元的庞大档案,代表了纽约过去半个世纪时尚的视觉历史。他一生以拍摄意想不到的日常人、社交名流和时尚人士的照片为乐。他不喜欢人为了拍照摆姿势,或是穿借来的衣裳。

  《时尚攀高》的问世有一个绝佳拍档:由马可•博策克编写和导演的73分钟纪录片《比尔•坎宁汉的时代》,刚在第56届纽约电影节举行首映式。这部精心编辑和快节奏的电影由莎拉•杰茜卡•帕克叙述旁白,比2010年的纪录片《比尔•坎宁汉的纽约》更加凸显坎宁汉的个性。

  博策克的影片源于1994年他与坎宁汉进行的一次采访,最初的目的是作为当年美国服装设计师公会(CFDA)时尚媒体奖的短片,坎宁汉领奖时提着他不离身的护身符自行车登上舞台,逗得现场观众大乐。

  1994年博策克突然接到坎宁汉的电话说:“我讨厌打扰你,我得到这个愚蠢的CFDA奖,你介意过来为我拍一分钟的访谈视频吗?”结果在镜头前坎宁汉侃侃而谈4小时。

  当坎宁汉去世的消息在Instagram上传开时,博策克走进他的地下室,找出20年来第一次回顾的旧影片。这部片子的主要风格便是坎宁汉面对镜头回溯个人经历的影像,结合大量坎宁汉的摄影档案图片,和描述当时时代背景的图像和视频剪辑,仿佛是《时尚攀高》的动态插图。

  在片中,坎宁汉表示他的主要焦点和目标是寻求伟大的风格。他对名人或好莱坞不感兴趣,并且驳斥了许多明星的个人风格,包括伊丽莎白•泰勒、莱斯利•卡隆和琼•克劳福德,唯一的例外是格洛丽亚•斯旺森。他并不认为温莎公爵夫人有着非凡的个人风格,尽管他非常喜欢公爵迷人的个性。对于他来说,纽约名媛“天鹅女郎”贝比•佩利和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代表着高度的品味和伟大的风格,他们都是高档时装店尼农之家的忠诚顾客。

  坎宁汉曾经在尼农之家工作,尼农之家以授权复制欧洲名牌为纽约贵妇所钟爱,销售高仿的香奈儿、纪梵希和迪奥。他在1950年代的客户包括玛丽莲•梦露、凯萨琳•赫本、和后来的第一夫人杰奎琳•鲍威尔。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被暗杀后,应杰奎琳•肯尼迪的要求,坎宁汉把一件红色的Balenciaga巴黎世家套装染成黑色,变成她透过电视向全世界传播的历史性丧服。

  《时尚攀高》的开头是一个“心创”事件,也是坎宁汉对于时尚最早的记忆:

  “我在那儿,4岁时穿着我妹妹最漂亮的衣服。女人的衣服总是让我的想象力更加刺激。在1933年的那个夏日,当我的背部固定在餐厅的墙上时,我的眼睛往粉红色的连衣裙上溅满了泪水,我的母亲像打入地狱般地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并威胁我如果再敢穿女孩的衣服,就打断我的每一根骨头。”

  出身保守家庭的哈佛退学生

  坎宁汉在波士顿郊区一个严格的罗马天主教家庭长大。他后来表示,他对时尚的兴趣始于教会:“我永远不能专注于星期天的教堂弥撒,因为我会专注看女士的帽子。”童年时期坎宁汉对时尚感兴趣,而不是足球,这种偏好使他的父母感到无比尴尬。

  他最初在波士顿的一家高档商店邦维特•特勒百货公司做理货勤杂工,当他在大一时为了追求他对时尚的热情想从哈佛大学退学,他的父母百思不得其解。他和父母吵了一个月,总算勉强答应让他暂时完成心愿到纽约闯荡,希望他不到一个月便因为太寂寞而回到波士顿。

  坎宁汉于1948年退学,19岁时搬到纽约市,又在邦维特•特勒的纽约店工作,这次是在广告部门。不久之后,他辞掉了工作,以“威廉J” 的品牌制作帽子。他在60年代初转业担任时尚记者。在70年代末期,坎宁汉开始为《纽约时报》自由撰稿。

  在他的保守家庭看来,坎宁汉追求时尚是“不务正业”,在他一生中从未觉得家人曾经真正接受他。或许正因为如此,他选择生前不发布他的自传。坎宁汉去世后,他的家人发现了《时尚攀高》的手稿,这部秘密的回忆录,勾勒出他在成名之前闯荡时尚界的旅程。

  “是的,我几乎惭愧地说我生命中从来没有感到过孤独。纽约的生活对我而言像是扫过天空的彗星。直到今天,我最喜欢的消遣是观看人们。这是人生中最伟大的教育之一。”

  坎宁汉在书中对他的家教束缚和影响直言不讳:“当一个家庭不了解他们孩子的方向,并将他们导引到他们自然的取向,这就是一个罪行。我所有这些疯狂的想法都可能吓坏了我可怜的家人,所以他们对我走的方向的每一步都严厉打击。美国社会对儿童的自然创造欲望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为人父母应该停止对艺术感到羞耻,而这种把爱好芭蕾舞、歌剧和设计领域的男人当成娘娘腔的想法,造成了更多不幸的家庭破裂。如果父母愿意接受每个孩子由上帝赐予的天性,并且停止强迫子女适应自己的期望,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少了一半精神失常的人。”

  1950年坎宁汉拿到征兵令,他本来为了必须离开他的时尚职业而沮丧,但是他的天性乐观,即使再坏的事情他也能看出亮点。于是他立马开始做被派到法国的梦,并且开始学习法语,他的士兵头盔上缠绕着花饰。部队里很多士兵都被调到亚洲参加韩战,没想到他居然被派到德国,后来又机缘巧合因为会几句“法语”,果真被派到法国两年。他借此在巴黎看了很多时装秀,满足他内心的激情。

  “这些旅行无疑是我一生中接触不同生活方式的机会,也是时尚的真正原因:设计师借着了解世界各地女性的日常习惯和工作生活而得到了洞察力。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漂亮的衣服后用不同的面料来复制,但真正的设计师会更深入地了解服装设计的原始起源,发现其中真正的精神。这与在国际博物馆中看艺术品一样,你不是要复制它,而是要看到激发艺术家创作的本质。

  设计中最困难的事情是设计师摆脱他人影响,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岁月…… 他们的生活是持续的挫折,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知道他们并没有从复制中解脱出来,他们自己的人格签名从未诞生过。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时代真正的原创者少之又少,大多数设计师只不过是造型师或优秀的编辑。”

  坎宁汉通过在《纽约时报》的照片中表明,时尚风格并不取决于金钱或地位,从而使时尚民主化。对他而言,“风格”比“时尚”更重要。

  坎宁汉时尚教育正好与美国战后的黄金时代重叠。1945年到1970年是公认为美国国力最昌盛无敌的时候,美国社会的爆发力造就了新出炉的“贵圈”,直到70年代后才平缓。

  “二战”期间美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财富变化,使上流社会名录中的一半名字变得贫穷。坎宁汉以他犀利的眼光,评估了美国社会的变迁: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时尚围绕着电影,而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时尚的灵感来自社会。随着克里斯汀•迪奥1947年“新风貌”的诞生,“时尚攀高”取代了“社会攀高”。

  企图以时尚重建上流社会秩序的“入侵者”,每年都会在马戏团桌上推出更加引人入胜的羽毛。到了1958年,企图维系旧秩序的旧富成功反击,穿着第一件纯金串珠礼服亮相,对抗入侵者的薄纱和锦缎。


  女帽设计师

  我认为坎宁汉不愿意在生前发表这部自传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美国社交圈的诚实批判。这位以《纽约时报》时尚周记著名的观察者写道:“在你阅读的所有精彩派对中,85%的客人不会去享受自己,而是去磨蹭和攀高,并炫耀自己的财富。这些可怜的魔鬼出城不是为了放松和乐趣,而是作为一种只有陆军将军在战斗中才知道的挑战……哦,我多么渴望重回我年轻的时代,那时候女人穿着可人的衣服,只是为了纯粹的快乐和取悦她们的朋友。”

  1950年代掀起了纽约慈善晚会的序幕,与美国国力息息相关,演变成美国/纽约独特的传统,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城市有如此频繁的高端社交活动,也没有与慈善和商业紧密联系的生态。而坎宁汉变成这个传统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但是坎宁汉透视了璀璨华服背后的社会竞争和矫饰,他表示对于“以时尚攀登贵圈”的不屑:

  “我开创自己的事业的主要原因是,通过让女性成为自己和目击者的灵感,来为世界带来幸福。我希望时尚带来快乐,但是天哪,我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的旅程充满了荆棘,女人想用时尚在朋友圈显摆,攀登社交梯子,而不是纯粹地享受。社交攀高向来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纽约社会的竞技,当时奢华的夜总会变成了原本私密社会的游乐场。我立刻感觉到新的游戏是时尚攀高。因为我们没有美国国王和王后,也没有德克萨斯公爵夫人和布鲁克林公爵,所以社会阶层只有一个可能的区别符号:时尚。”

  然而,坎宁汉发觉他的美学和美国的时尚攀高格格不入:“我的设计太原创了,(优雅的女士们)害怕被批评,被认为是来自贫民窟。真正的创造者的道路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起初几乎没有任何报酬。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但成功地创造你真正相信的东西是如此值得的念想,这使得时尚阶梯成为天堂之门。”

  我认为坎宁汉生存在两极的冲突矛盾之间,正如他的两个专栏:一方面他向往绝对精致的时尚,这些制作精良、工艺完美的作品需要用大量的财富来供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对于时尚却有完全民主的看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成为街拍的始祖。最后,他决定关掉帽子的生意,因为女士已经不时兴戴帽子了,而戴帽子的女士通常对时尚的态度都很保守。

  “到1960年,我知道女帽行业已经过时。我仍然可以靠戴帽子的老年妇女谋生,但我觉得这对雄心勃勃的我来说不是个日子。更不用说我一直跟我的客户起冲突, 她们想要沉闷、无趣的帽子,而我想要不断创造新的形状。我们水火不容。”

  “邻居会怎么想?”坎宁汉的父母都沉迷于这样的问题,坎宁汉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这种狭隘思维的反击。虽然这种心态攻陷了他波士顿郊区的天主教家庭,但是纽约的豪族在品味上也经常犯了同样羊群心态的顾忌:“邻居会怎么想?”

  “没有人会去瓶装品味。这是你天生就有的感觉,如果你聪明的话,就像一朵珍稀的花一样,通过生活来培养。”

  坎宁汉自己一直在“原创”和“拷贝”之间搏斗。他设计女帽的过程直到1955年的秋季系列,才觉得从外界的影响中释放出内心的自我,而这个启示经历了相当尴尬的过程,却让他永远感激不尽。当时《纽约时报》在时尚版面的突出位置有张照片显示坎宁汉设计的一款锯齿帽缘的作品,同页还有名设计师阿道夫的作品,锯齿状的帽缘是坎宁汉从阿道夫上一季的帽子设计中学来的一个想法。

  坎宁汉回忆他看到自己“抄袭”来的设计,与原创者并列时的尴尬:“无论如何,当我看到冠着我名字的帽子时,我感到非常惭愧和耻辱,我发誓再也不会受到他人影响,无论我自己的想法多么失败。从此我只要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从那一刻起,我就被释放了,从那天起,我在设计中享受地球上没有任何地狱可以毁灭的幸福。我创造了最好的帽子,经常在巴黎之前几年预测到流行趋势。只有当设计师逃避模仿之时,他们才能设计出他们之前完全浑然不知的内心事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相信所谓专业人士的意见,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在卖座之前都不知道什么是好主意。”

  坎宁汉认为人云亦云的跟风心态,是美国设计界的最大弱点,买家和媒体经常不会在较小的品牌里认出新意,反而视之为怪物,直到他们看到小品牌的创意被大牌设计师抄袭。有一回坎宁汉展示花朵从头顶狂放出来的春帽设计,商店的买手一甩头便走出坎宁汉的小铺,尖叫道:“可笑!用你的才能卖淫!”但是一个月后巴黎的顶级商店展示了类似的设计,“我仍然保留着他们疯狂的电报,催促我把十几顶之前所谓的‘荒谬想法’赶紧送到他们的店里。”

  即使随着业务的增长,坎宁汉自认为力作的帽子从未被广泛接受。其中的麻烦似乎是这些设计似乎过于“前卫”,比同时代的口味提前两年或几年,人们还没有为这些想法做好准备。坎宁汉把设计的时间性与股票市场对比,“时间是设计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它与华尔街的股票市场完全一样。服装设计师诺曼•诺雷尔拥有最完美的时机感,他知道公众何时准备接受一个新想法。我观察了他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他对时尚界的主要贡献之一。对我来说,我从来对时机感毫不在乎,也从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我常为惊世骇俗的先进创意而自喜,这绝对不利于商业。”

  “与任何商业一样,有一小群可人、彬彬有礼的客户,让生活更有价值。不幸的是,购买高级时装的女性中有65%表现得像星条旗母狗,从不满足,并且千方百计地玩弄杀价的伎俩,越便宜越好,却要求最好的质量和三倍的服务。高级时装的障碍之一是它吸引了最雄心勃勃的社交攀高者:炫耀、势利、偏执和自我主义者。这些女性认为自己是‘社交’,我却认为她们是虚假的社交边缘,她们是高级时装业的头号杀手。

  “有时甚至我自己都害怕接受我的潜意识里的灵感,因为害怕被人嘲笑,但无论一个想法在其构思中多么狂野或粗俗,五年之内肯定会有人有同样的想法。我对任何有创意的人的建议是:永不退缩。”

  坎宁汉在世时,我很荣幸曾经出现在他的报道中十多次。我很惊讶地发现,居然有这么多人,我想不到的朋友都关注他的栏目。我也经常在社交场合中有机会和他聊聊。他每次见到我就叫我“孩子”。

  坎宁汉去世后的第一个纽约时装周,在时装秀的秀场,接近100名摄影师和录像师集体穿上了坎宁汉的标志性法国门房的蓝夹克,向这位逝去的前辈致敬!


  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2年坎宁汉获得了卡内基音乐厅的终生成就奖章。在华尔道夫酒店举行的颁奖典礼,邀请函上写着“请为比尔穿着打扮而来”。这是少数时候我看到坎宁汉没有穿着他的蓝夹克,而是一身黑白宴会服。

  当我站在坎宁汉的身旁,顿时围观记者的闪烁镁光灯此起彼落,坎宁汉不自主地举起了胸前挂的相机反拍回去。那张照片隔天成为《华尔街日报》、《纽约杂志》以及其他媒体的头条标题图。

  对我来说,奖杯的光环之外,那才是真正的比尔,是我认识的低调又精彩的坎宁汉,真正不过时的永久时尚:浑然忘我的敬业精神,专注在自己工作时的凝神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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