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这三人因寻找“减贫”答案折桂

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结果出炉。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迪弗洛（Esther Duflo）和哈佛大学教授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研究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学的最高奖，用以表彰经济学领域杰出研究者。与1901年以来颁发的其他诺贝尔奖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8年由瑞典央行设立，是唯一一个并非诺贝尔（Alfred Nobel）遗嘱创立的奖项。自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发51次，共84人获奖。

开创基于实验的减贫方法

如何有效减贫是经济学自诞生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今天，世界超过7亿人仍依靠极低的收入生活，每年仍有大约50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于可通过低成本预防或治疗的疾病，世界上有一半的儿童在没有基本读写和计算能力的状态下离开学校。

减轻全球贫困的最佳手段是什么？ 三位诺奖得主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将减贫这个宏大的问题分解成个人或群体层面上更小、更容易处理、更精确的问题，然后通过实地实验来寻找答案。

例如，人们早就意识到，穷国和富国的平均生产率差距巨大。但巴纳吉和迪弗洛注意到，穷国内部的生产率也有很大差异，一些个人或公司使用最新的技术，而另一些则是以过时的生产方式生产类似产品或服务。因此穷国平均生产率低，主要是因为一些个人和公司的落后。这是否反映了信贷不足、政策设计不当，或人们很难做出完全理性的投资决策？今年诺奖得主设计的研究方法正是应对此类问题。

又如，教育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研究。哪些干预措施能以最低成本提高教育成果？在低收入国家，教科书稀缺，孩子们也经常饿着肚子上学，如果学生能获得更多课本，他们的成绩会有所提高吗？提供免费校餐会更有效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三位诺奖得主在肯尼亚和印度进行了若干实地实验，选择一些学校随机分组并提供不同的资源。对照实验发现，提供更多教科书和免费校餐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而针对弱势学生的帮助则显著改善了教育成果。实地实验还对教师激励和责任缺乏进行了调查，发现提高教师积极性的方法之一，是与他们签订短期合同，表现良好再延长合同。

他们在低收入国家教育领域开展的实验和研究表明，一般而言，提供额外资源的价值有限，而使教学适应学生需要的教育改革则很有价值，改善学校管理和要求不负责任的教师承担责任也是有成本效益的措施。此后，他们在其他国家进行了许多新的实地实验，专注于卫生、获得信贷和采用新技术等重要领域。

获奖者的工作对政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显著影响。例如，补习辅导的研究最终为大规模支助方案提供了论据，这些方案目前已惠及五百多万印度儿童。获奖者的研究也改变了公共机构和私人组织的工作方式，为做出更好的决策，越来越多致力于全球减贫的组织开始经常使用实地实验系统地评估新措施。

今年获奖者设计的实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参与者是在他们的日常环境中做出实际决定，这意味着新政策措施的测试可以现场应用；另一个是实验不仅测试了某种干预是否有效，还探寻了原因。他们的实验被比作药物的临床实验，旨在找出并证明哪些投资是值得的，哪些投资对最贫困人群的生活影响最大。

迪弗洛在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布会上通过电话表示，他们三人的工作重点是理解“贫穷的深层、相互关联的根源”，指出政策制定者往往会笼统地描述贫困人口，认为他们完全是绝望、懒惰或有创业精神的人群，却不了解原因。“我们的方法是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并尽可能地用科学的方法来检验它们。”

为了研究影响参与者做出决定的动机、限制和信息，他们也应用了 “契约理论”和“行为经济学”，这两种理论的研究者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短短20年的时间里，三位诺奖得主以实验为基础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实地实验已成为发展经济学家调查减贫措施效果的标准方法。

第二位女性得主诞生

半个世纪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过一位女性——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奥斯特罗姆凭借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分析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法裔美国人迪弗洛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今年46岁。迪弗洛在美国和法国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自她在2010年获得著名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以来，外界就广泛猜测她将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迪弗洛表示，希望这一奖项能激励其他女性经济学家继续工作，并获得男性给予的应得的尊重。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贵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今年适逢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50周年，这意味着在获奖规则上可能有些调整。例如，获奖者年龄下限突破，此前，一位经济学者从作出理论贡献到获得诺贝尔奖一般需要二三十年或更长时间，而今年这一时长有所缩短，对于中青年学者是一个极大鼓励。此前奥斯特罗姆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40周年之际获奖，50周年女性经济学家获奖的可能性较大，迪弗洛获奖符合预期。

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巴纳吉与迪弗洛作为夫妻共同获得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3年，两人共同创立了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这是一个致力于实地实验的、全球性的反贫困研究人员网络。他们一起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还合著了两本书：《贫穷经济学》和即将出版的《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