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心理问题高峰尚未到来 疫后PTSD亟须主动干预

  “武汉封城的第三天晚上11点多，爸爸没有等到确诊就去世了；不到一个星期，妈妈也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走了。我应该早点让爸爸确诊，应该坚持让妈妈打针的。”在被隔离期间，张婷婷充满着自责，后悔自己没有照顾好父母，但每天都在努力配合医生的检查、治疗，她说不想让爸妈失望。

     张婷婷已经在半个多月前痊愈出院，近日，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现在可以自己去买菜，但是拎着稍重一点的菜走路就会喘，中间要停下来休息好几次。她想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但总能想到自己的父母，想到自己在医院排队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人倒下，做梦时梦到自己四处找床位未果。

     3月9日，广东省心理卫生协会促管专委会秘书长胡三红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表示，在此次疫情中，尤其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武汉，有很多人被隔离，有的甚至看着亲人离开，产生了焦虑、恐慌、抑郁等情绪。根据以往经验，每次出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受影响的人群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又影响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解决的进度。

“希望大家了解到即便疫情结束了，并不代表这个事情的影响也结束了，还有一些心理问题的存在，需要主动去干预；另一方面，有精神障碍的人一定要学会去求助，甚至向专业的心理医生咨询。需要防止一些人群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胡三红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后悔、自责”

“我努力吃饭，每天打起精神来，因为这是我爸妈给我的机会。”张婷婷说道。

她说很后悔自己没有照顾好父母。张婷婷父亲是1月中旬开始不舒服，她以为是感冒，当时没有新冠肺炎会“人传人”的说法，她父亲开始发烧后，只是让父亲去打针，并没有太重视。直到父亲出现呼吸急促，她才意识到父亲可能不是“感冒”那么简单，赶紧送往医院。

结果显示，张婷婷父亲肺部有感染，但医生也只是开了普通的口服药，因为当时并没有完全对症的药，每家医院开的都是同样的大处方，而从问诊到拿到治疗药物，这中间间隔了近两天的时间。

后来病情严重，张婷婷父亲完全喘不过气，无法走路，她只好拨打120，当时工作人员告诉她，医院可能基本没有收住患者的地方了，去了可能白去，但张婷婷坚持去，希望能碰上好运气。在医院缴费的时候，会传来队伍中有人倒下的声音，张婷婷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

但最后张婷婷的父亲还是走了。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门诊、留观室、ICU辗转的近10天，甚至直到去世，父亲最终都没有确诊。随后不到一个星期，她母亲被确诊，确诊后的第二天就去世了。“是我忽视了妈妈，应该让她坚持输液的。”

在父亲开始“感冒”之初，张婷婷母亲也显示出了感染肺炎的部分端倪，去医院拍CT，显示单边肺部感染，但医生只给开了一盒药。当时她还有点开心，以为母亲的问题不大。后来母亲说不舒服，张婷婷再次带母亲去社区医院拍了个片子，发现病情又有发展，已经由单边变成两边肺部感染了，拿结果去医院，医生还是让继续吃药，再观察两天。医院依旧是床位难求，做核酸检测也仍需要排队。“在父亲去世接近一个星期的时候，母亲终于确诊，但第二天她就走了。”

张婷婷也感染了，医院拍CT显示她单边肺部感染。“妈妈去世后我就住院了。”至今，张婷婷都觉得，如果他们也能及时治疗，他们也可以像她一样痊愈，她现在也可以跟妈妈一起去买菜。

刘宇也同样希望有“如果”存在。

大年初四刘宇父亲有些发烧，到附近社区卫生服务院就诊后，被要求到定点医院做检查，医生给他父亲抽了血、做CT，打完针后就让他父亲回家了，他以为并不严重。 但第二天早上，他父亲在床上呼吸急促、困难，呼叫120和110却一直无法回应，后想尽各种办法，才将父亲送到汉口医院，但医生直接宣布了父亲的死亡。

刘宇至今无法相信，自责的念头也没断过，想着如果自己能够早点送父亲到医院，可能就不会出事了。

“我当时在隔离的时候，特别害怕传染给儿子和父母，他们的抵抗力更弱。”杨克说自己很幸运，至今家人都很安全，但自己当时被隔离的时候充满着恐惧。想着自己可能发病，没有特效药，是否能健康地与家人团聚，家人是否会因为自己受歧视、孤立，常会想“当初如果不……就不会……了”。

防止疫后PTSD

“短时间内，新冠肺炎突然暴发，而且由于对新冠病毒还存在很多未知性，人们会感到特别恐惧。初期因为医疗资源紧缺，很多人没有办法及时住院治疗，有的密切接触者被隔离而感到无助，有的人眼睁睁看着家人离世而自己无能为力。这些人会出现悲伤、内疚、自责、焦虑甚至抑郁情况。这些都是我们自然的情绪反应，也是一种哀伤反应。每种情绪都有各自的功能，我们需要把它们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向亲朋好友倾诉、哭泣，严重的时候也可以找专业心理医生求助。”胡三红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说，让负面的情绪发泄出来，这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也是一种心理处理的方式。

    实际上，作为广东省心理卫生协会促管专委会秘书长、同时也是绿叶医疗集团曼朗医疗旗下广州心邻医疗的创始人胡三红在看到武汉封城消息后，立即意识到这种紧张的气氛在短时间内只会越来越明显，必须及时给予心理干预才能得到缓解，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曼朗医疗的心理援助热线、以及广东省共青团和广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组织的义务线上心理咨询。

在胡三红接诊的心理咨询个案中，有很多患者因为被隔离产生各种焦虑、抑郁等情绪。在武汉被封城之后，很多武汉、以及湖北其他地区的群众心理上遭遇了非常大的冲击。他们体验到了极端的焦虑、恐惧、又不断地面临现实上的被隔离。“隔离”对普通人而言并不寻常，面对一个陌生而且不确定的处境，常因自我环境控制力被限制产生不满情绪，又因空间封闭，孤立无援的恐惧感容易扩大。

胡三红特别指出，在疫情过后，要防止一些人群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如因为密切接触被隔离的人群，曾经历过恐惧，无助等；在疫情中失去家人自责后悔的，他们亲眼目睹自己的亲人饱受病痛的折磨而离世。这给他们以后的人生留下很多痛苦的回忆，他们可能会因此晚上经常睡不着、频频出现痛苦梦境。即使在白天，脑子里也会不可控制的出现那些痛苦的回忆，或者经常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受到惊吓等。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咨询师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抗击疫情安心行动”线下组组长、湖北大学心理学教授邓晓红指出，灾后心理问题的高峰期一般发生在3个月左右，新冠肺炎事件还要看最后抗疫的效果，心理问题出现的高峰期不好估计。不过，当应激源被消除后，大约2/3急性应激障碍患者的症状可在一个月内缓解，80%患者的症状可在半年内缓解。

      邓晓红说，个体经受强烈应激或创伤之后是否会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与许多因素有关，主要的高风险因素包括，应激的严重程度、对生命的危险程度、家庭成员伤亡情况、暴露于应激环境的时间长短、个体的家族遗传史、不良性格特征以及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等。这次新冠肺炎潜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群包括丧失家庭成员者、长时间暴露于应激环境者、一线救助人员和医务人员、女性、儿童、老人、残疾人、单身、丧失或缺乏谋生能力者、缺乏社会和家庭支持者等。因此，要加大对这些人群的心理关怀，以减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或降低严重程度。

  “希望疫情结束后，政府和相关公益组织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长期的、规律的心理干预，这种创伤若得不到有效的干预，很可能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会对他们一生产生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甚至出现严重的抑郁情绪，以及自杀等行为。”胡三红指出。 （编辑：张伟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