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活化与接地气抵达观众

      看完《通往春天的列车》之后，接近午夜。走出电影院，前门高耸，大栅栏恢复寂静，彩灯横陈，车人皆无，这正是寻回东北的好时候。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家在吉林的朋友说起“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按朋友的说法，说东北、谈文艺没毛病，但是提复兴非常奇怪，“它预设了东北文艺本身就有一个伟大的传统或者光辉的历史，但这玩意其实并不存在。”

这并不妨碍我们拿“东北文艺复兴”的概念来指向近年有关东北的文艺作品——文学上有双雪涛、班宇的小说；音乐上有《野狼disco》；电影若从《钢的琴》往下数，算上《白日焰火》《春潮》到今天的这部“列车”，它们似乎确实构成了一种集中亮相。或者说，它们彼此虽然艺术门类不同，但远看显然是一伙儿的。

《通往春天的列车》很多方面分享着这种“同伙儿”性。

一个困顿的主角，他可以是《平原上的摩西》中入狱的庄树，是班宇笔下绝望嘶吼的“盘锦豹子”，是《白日焰火》中下岗警察廖凡。在“列车”中，他是被工厂冤枉成小偷而被开除的大川。被栽赃陷害成偷工厂零件的小偷，这让大川失去了领取四万补偿金的资格。为了找回清白，他一边蹲守真正的小偷，一边为自己即将诞生新生命的家庭奔忙。小偷最终找到了，但是依然改变不了大川最后南下的结局。

在“同伙儿”电影《春潮》中，小女孩地道的东北“大碴子”口音是全片整体冰冷压抑气质上贯穿始终的“春潮”。在“列车”中，不仅有看似琐屑日常的扯淡、茶余饭后的“唠闲嗑”，片中，大川为了谋生而被迫扮演残疾人，从接活儿的残障车中拄拐而出，小心翼翼经过警察面前，刻意的动作和到位的表情形成了荒诞的喜剧感。

在媒体采访中，李骥谈到创作电影的初衷，“身边一直有人在走，这个问题是我拍电影时一直存在的”。

在分享乃至延续一种东北叙述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通往春天的列车》在“同伙儿”中并不是出众的存在。事多频繁的剧作结构是对劳动的呈现，也是影片的硬伤。电影没有抓住人物内在变化的这条弧光，只能用一个个段落“加戏”的办法来丰富人物的经历，填补全片对人物感情、精神层面表现上的欠缺。影片的说服力在这种做法中被消解。

“抓小偷”的悬疑元素，可以理解为青年导演为处女作寻找投资的敲门砖（毕竟有《白日焰火》的珠玉在前），这当然无可厚非。但这种为悬疑而悬疑、似是而非不悬疑的感觉，让影片不伦不类，既不是艺术片，也不是类型片，要素过多会导向“四不像”。

导演李骥在采访中表示，他以后更想去拍有关东北的类型片。东北是可贵的资源，它的生活化、接地气，正是它之所以能抵达观众的通道。

如果有一天，“东北”的内容被抽干成某种美学风格，也许会遮蔽真正的东北问题。或许“文艺复兴”并不是要寻回光辉的昨日，它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抽象的、艺术的存在，而是一个真实可以抵达、可以发现的过去与现在。

衰落不会持续，它的前头也许是复兴。我们愿意一直等好作者，等他们坐着火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