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中国应加快构建零碳工业体系

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本世纪中实现碳中和的共识和行动，不仅推动了能源革命，更将开启一场零碳工业革命。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建立在相对高强度的碳排放之上，因此在全球碳中和目标确定的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去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远景科技集团CEO张雷就带来了一份呼吁尽快立法建立碳中和时间表、为全球应对气候危机树立表率的议案。在去年末，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对外表态，中国有了自己的“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确立之后，发展风能、光伏已经成为中国自上而下的共识。”张雷说，“在这个阶段很多争论已经没有必要了，我今年也没有提风电相关的议案，现在需要做的是‘数学题’而不再是‘辩论题’。”

而在今年，张雷的议案着重强调中国应抓住碳中和历史机遇，加快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他判断，全球工业体系在未来20-30年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能源生产彻底转向零碳的可再生能源，而且使用能源的交通、建筑、钢铁、化工等产业体系，将在技术路线和生产装备上发生重大的变革。

“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张雷眼中，零碳工业体系的打造无异于一场新时代的“工业革命”，他希望这样的工业革命发生在中国，而中国也具备诞生这场革命的土壤。

碳中和转型不仅考验着中国的能源结构改革，更是对整个工业体系的挑战。中国2019年碳排放达到了100亿吨，占全球排放的30%。而按照工业门类来看，钢铁占据整体碳排放超过14%，转型的迫切性极高。

目前，对碳排放权进行定价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目前欧盟碳排放成本已经达到30欧元/吨二氧化碳，预测到2030年将在60-90欧元之间，当前的欧盟碳排放价格折合煤电的额外碳成本是0.23元/千瓦时。而以钢铁行业为例，欧盟折合焦炭制钢的额外成本是400元/吨。

也是因此，欧盟料将提出碳边境调节机制，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差价税；美国和英国也正在酝酿类似机制。当碳排放量控制成为双边乃至多边贸易框架下的要求时，再去进行零碳工业体系转型就为时已晚。

同时，工业体系去碳化带来的重构，提供了中国高端制造业“换道超车”的机会。在交通领域，中国的动力电池技术正在取代德国擅长的发动机技术；在发电领域，中国的智能风机正在取代美国擅长的燃气轮机；在材料领域，中国崛起的生物合成技术将超越传统的化工技术。

因此，零碳新工业体系不仅有利于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取得优势地位，也将极大促进国内大循环，产生新的发展动能和增长空间。低成本的零碳能源系统将有效降低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减少对国际化石能源的依赖，保障了能源安全。在此之上的新工业体系也将具备更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工业体系将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独立安全，占据主动。

从现实角度讲，中国目前开展零碳工业体系变革并不存在太大的阻碍。

“零碳新工业体系的基础是可再生能源系统，中国具备了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可以提供数倍于中国经济之所需。”张雷告诉记者，“三北地区的风电成本和青海等地的光伏成本已在0.2元/千瓦时以下，2023年成本将实现0.1元/千瓦时。”

如果中国充分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加快打造基于零碳能源的新工业体系，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仅将获得“绿色通行证”，绕开碳关税，而且还因去碳而成本更低，中国制造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国将从“人口红利”转向“绿能红利”，成为全球零碳新工业的中心。

“我在未来更关注下游创新”

张雷认为，应给2030年前碳达峰设定峰值，并根据峰值测算出年度的碳排放总量。只有清晰透明的总量目标体系，才有助于按行业逐层分解，才有助于碳配额的确定，才能让碳交易市场合理运行，为碳排放有效定价。

此外，应该制定零碳新工业体系的顶层设计和中长期规划。在各行业各领域制定自己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间表与路线图的基础上，更需要分析该领域碳中和的关键技术路线和生产装备。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壮大绿色能源装备产业，加快培育零碳能源在关键领域的应用技术。”张雷说，“特别是涉及到使用零碳新能源的这些领域的技术路线和生产装备，他们将会发生一些重要的变革。国家也应该去鼓励这些技术的推广。”

同样是以钢铁行业为例，目前我国焦炭炼钢的成本远低于绿氢炼钢，但如果我国的钢铁企业没有低碳转型的紧迫性，等到欧洲、美国的竞争对手完全掌握这样的工艺，面对越来越高的碳排放成本，再去转型很可能将会落后于人。

“而从事这些技术和装备生产的企业，他们的创新需要被推广和激励。”张雷说，“因为能源的生产只是整个零碳工业革命的其中一部分，目前中国的风电光伏和储能等行业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未来应用新能源的这些先进装备，也是零碳工业革命的一个推进器，我未来更关注下游应用发生的创新。”

除了装备、技术的创新，目前我国的体制机制也需要适应新的碳中和目标，以尽快孵化、推进整个中国工业体系的零碳革命。

“中国的发展还没有与能源消费脱钩，碳排放与能源消费密切相关，以往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助于控制碳排放总量，但也会放缓经济增长。”张雷认为，“单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尤其会让中国绿色能源丰富的广大地区，错失产业发展的宝贵机会。”

也是因此，他认为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应从考核能耗向考核碳耗过渡。鼓励各地方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满足新增能源需求，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率先试点，加快建立绿色智慧的能源体系，把当地的绿色能源转变为产业优势。

目前，中国非水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也恰恰是传统化石能源的储量聚集地。鼓励这些地方先行尝试将“碳耗”和“能耗”区分开，不仅可以对这些地区的碳排放进行限制，也有利于他们在绿色低碳的新工业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其低碳能源基地的作用。

“同时，还是要通过市场机制把这个信号传递起来。所以碳市场非常关键。”张雷认为，“加快电力市场、碳交易市场、绿电交易机制的改革，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配置绿电，使绿电向优势企业流动。”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綦宇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