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政产学研模式走进“无人区”：探索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样本

区域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是提高长三角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近日，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发布《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提出到2025年，G60科创走廊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走廊。根据2020年底科技部公布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下称“《规划》”），到2035年，全面建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共同体。

长三角科技创新符合国家战略。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大学既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外在的重要联结纽带。

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高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和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力量，也发挥着人才培养、科研教育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此前，浙江大学联手多方力量设立的“繁星科学基金”，支持“计算+”创新实验室的建设，推动生物、医疗、农业、食品等领域的交叉方向展开基础研究及前沿探索。

这一举措，将有力地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科技创新的发展目标。

聚焦长三角

不同于以往的基础研究，有赖于政府资金的投入。而此次担纲先行者的繁星科学基金则是政府、高校和市场力量合作的产物，是更加紧密的高能级政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捐赠方是浙江大学校友、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发起的繁星公益基金。

“从科技史来看，每80年到100年世界的科技中心就会改变。放眼未来科技创新版图，世界创新中心除了欧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也将成为一个重要增长极。”吴朝晖指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当前中国创新主要集中的三个区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的创新力全球排名为第14位，与2019年持平，仍然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2位。

以长三角为例，这里集中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长三角建设科创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盘。在区域创新资源的联动上，长三角三省一市各具特点，譬如上海综合优势突出，江苏制造业发达，浙江数字经济领先，安徽创新活跃、生态资源良好。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三省一市创新资源的汇聚和连接更加频繁，能级不断提升，有能力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在吴朝晖看来，在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中，特别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作用。

他谈到，浙大正在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生态文明与环保创新、设计育种等多个领域推进“创新2030计划”，力争在“从0到1”的基础研究、“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产生重大原创成果。对此，繁星科学基金首期1亿美元捐赠资金，将用于“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和“先进计算”三个创新实验室的科研项目。

长三角科创新模式

繁星公益基金会和浙江大学高等研究院展开合作，也是迄今为止其最大的一笔捐赠。双方共同成立了“繁星科学基金”，重点关注点将落脚前沿技术和基础科研方面的探索。

作为第一期资助，繁星公益基金将在未来3-5年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助1亿美元，用于“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和“先进计算”三个创新实验室的科学研究项目。

从国际上来看，Google、微软、Intel等科技企业都在推动AI+生命科学的研究工作，并在生物制药、临床医疗等多个交叉领域进行探索实践。对于此次项目的选择，繁星科学基金方面表示，计算机+是基础科研平台，当前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和算力息息相关，包括生命科学、农业等多个领域都会借助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方法的手段进行实验研究，算力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不难看出，繁星科学基金的成立，改变了以往基础研究多依赖政府投入的形式，建立起了一个高校牵头、政产学研融合的新模式。

“交流、融合、互动”是吴朝晖口中的关键词。这样的意识，在浙江大学与上海方面的两个合作项目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和繁星科学基金上，体现得更是尤为明显。

一方面，市场力量的加入，不仅使基础研究得到了更加充足的资金支持，也可以将市场化的理念和手段引入到科研的组织管理、经营运作、需求对接等各方面，从而提升研究效率。吴朝晖说明道，“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创新型大学既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外在的重要联结纽带。”

另一方面，商业的发展也仰赖于科技的支撑。在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看来，商业只是一个逐渐进阶的过程，“必须把前面的东西做好，才会有后面的东西。很多水下的东西外行是看不见的，而正是这些支撑着拼多多不断往前走。”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企业家都在创业成功后，出于企业社会责任和长期持续发展的双重诉求，以各种形式投入前沿科技的基础研究。繁星科学基金，某种程度上正是一次与国际接轨的模式创新。

对此，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院长、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兼职教授周如鸿认为，繁星科学基金的设立，是浙大联合繁星公益基金投身前沿科技创新的实践，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守正创新、探索未来的良好示例。

“从国内外的实践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目光转移到科技创新事业，尤其对‘从0到1’的基础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这种时代趋势，将加速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社会创新的联动，推动创新成果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吴朝晖直言道。

四个项目

“希望通过推动计算机+的交叉学科研究，能够在对应领域早日出现革命性成果，对大众生活带来质的改变。”前述繁星基金相关人士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十四五”规划指出，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此背景下，“繁星科学基金”也正式响应了战略方针，成为了政产学研携手推进高水平科技创新的新思路。

具体来看，繁星科学基金首批项目指向信息技术与生物、医疗、农业、食品等交叉领域的基础研究及前沿探索，且均由国际一流学者牵头。这其中，“超大规模实时图推理机研究”是对大数据产生的第一时间进行精细处理，以寻求最大化发挥数据价值，可应用于金融风控中如何毫秒级判断信用卡是否被盗刷，城市交通系统如何实时决策红绿灯策略确保道路畅通等多个场景。对大规模动态时序图实时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进也是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所需要研究的共性关键技术。

“下一代脑机接口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和“肿瘤免疫新抗原设计与应用”立足生命科技领域，为情感障碍类疾病、大脑及脊髓损伤疾病、癌症免疫治疗及其他重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更多可能。

“细胞培养人造鱼肉研究”旨在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通过跨学科合作，融合合成生物学、食品组学、增材制造等技术，形成生物合成鱼技术体系，制成初步成型的细胞培养鱼肉糜、鱼肉块等产品。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测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98亿，对食品的需求将增加59%~98%，其中动物源食品的需求将增加70%。来自海洋的动物蛋白占人类所需的20%左右，且海洋食品有2000多种独特结构特性和生理特性的活性物质，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食品资源。通过“细胞培养人造鱼肉研究”能够实现动物源蛋白的规模化生产，以人造肉的形式为更多人提供安全、健康和充足的食物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繁星学术委员会阵容均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等顶级学者参与。理事会理事长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担任，学术委员会由相关领域国内外权威专家组成，首期学术委员会主任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纯教授担任，专家成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光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朝晖教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Michael Levitt教授、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董事会战略顾问Raoul Bino教授。

企业推动科创

实际上，将目光放在星辰大海的未来征途，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顶尖科技企业掌门人事业乃至人生下半场的关键词。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多年来在超级奶牛、人造肉、循环水、疫苗等多方面有数以亿计的科研投入。目前，仅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盖茨基金会就已承诺投入17.5亿美元。马斯克也正通过其创办的火箭公司Space X不断推进太空探索计划。

毋庸置疑的是，前沿应用研发仍由一线企业在推动。由斯坦福联合MIT、哈佛、OpenAI等院校和机构发布的《2019年度AI指数报告》指出，在2018年，中国官方研究机构发表的AI论文数量要比企业多近300倍。但是在美国，企业发表的论文数量比政府机构发表的论文数量高出50%以上。在2019年，全球私有部门对AI的投资达到700多亿美元，其中对AI创业公司的投资为370亿美元，远远超过官方投资。

国内企业对此逐渐重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提到，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黄峥也在辞职信中写到，过去几年里拼多多对农业领域的贡献主要还是在流通领域，未来要通过对农产品种植过程的控制及对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确保拼多多10年后的高速高质量发展。

任正非从多年的通信从业经验中看到了卡脖子的痛点，黄峥也在拼多多发展中看到了生命科学的研究难题，可以看出，企业家站在商业角度能更好地寻找科创突破点。

沈南鹏认为，科学和商业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世界的某些问题。真正伟大的企业，其成功之道绝不仅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以解决一个身边的用户痛点为出发点，为用户创造更多美好。

吴朝晖表示，从国内外的实践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目光转移到科技创新事业，尤其对“从0到1”的基础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这种时代趋势，将加速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社会创新的联动，推动创新成果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无论是贝索斯还是黄峥，在公司进入最稳定的阶段退出公司的日常管理，对公司的影响可能降到最小。也正如任正非曾经所言，只有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繁星也能乘风破浪，找到属于自己的广袤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