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服饰政治学

　　中国人自古就明白服装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资治通鉴》里面有一段，写的是唐德宗为了表示自己很节俭，就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对大臣说，此衣已三浣矣。意思就是说他这衣服已经洗过三遍了还没扔呢，简朴得简直太骇人听闻了。

　　服装在古代礼制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辨名分，明等威”的工具，被作为调整家庭、群体和国家中人际关系的手段。它使等级制合理化，并促使人们认同社会价值。中国人一向重视服装，自材质、颜色、款式到饰物均有一整套范式，历代新王朝建立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满人入关后，强制汉人易服，以致引起民众的强烈反抗，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关于服装的民族象征意义尤为重要。

　　先看国外，每逢国家盛典时，奥巴马必穿美国货“林荫大道”皮鞋，丑闻缠身的克林顿为讨好民众而着“华盛顿装”，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10年不变的阿富汗披风和羊皮帽只为突出阿富汗的“国际存在感”。

　　政要对服饰的迷恋，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动机所驱使，懂得在复杂的政治氛围下如何包装自己。例如，奥尔布赖特会见萨达姆时，戴蛇形胸针，以示强硬。

　　但也有一些拙劣的领导人，纯粹出于奢侈与自恋，沦为服饰政治学上的笑柄。据说，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西服上的条纹，全是他的名字。他的自恋，正好投射到权力上的恋栈，最终遭人唾弃。

　　再看咱们中国，比如会见外宾和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一般都选择西装，这叫做开放的中国;党内会议，有时候会选择中山装，这叫传统的中国;下基层，考察慰问，运动鞋夹克衫，这叫做人民的中国;到了军队场合，又换了绿色的毛式装，这叫做路线不变的中国;而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山装更是属于咱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国际品牌。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进一步改良，发展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言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八大”来临之际，毛主席更是穿上这套中山装，拍了张标准像，挂在了天安门城楼，成为了该品牌的长期代言人，从此，毛装名扬海内外，成了国人的世界名片。

　　早在1912年，孙中山就提出制定中国自己的礼服，孙中山感到西装穿着不便，而中国原有的服装过于陈旧、拖沓，因此，亲自致力于新服装的创制。

　　毛泽东对“中山装”很欣赏，他一直坚持穿中山装。1957年中共“八大”，毛泽东穿上重新定制的中山装后,拍了标准像,并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从那以后，只要在重大场合，毛主席总是穿着这款中山装，国外就把这种改进的中山装称为“毛式中山装”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部长乔冠华将率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出发前夕，周恩来亲自接见了全体成员。在谈到服饰问题的时候，根据当时的情况，周恩来庄重地要求：“在出席正式会议的时候，中国代表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你们可是代表中国啊。”

　　胡耀邦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中第一个穿西装的。他是在以身作则地鼓励人们穿西装，看来他把这视为培养开放意识并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形象的一种手段。1989年，胡耀邦生前穿西装的最后一张彩照，第一次用在了追悼会上。

　　在1992年南巡期间，邓小平同志主要身着灰白色和深蓝色两件夹克衫。夹克衫是邓小平极具代表性的装束，可以作为体现国家转变时期的领导人的一个符号。既显亲切随和，又表现出解放思想、敢于开拓的胸怀和决心。

　　2001年10月20日至21日，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国上海成功举行。与会经济体领导人身穿俗称“唐装”的中国传统服饰在上海科技馆楼前合影，成为这次盛会一大亮点。由于APEC会议的带动，古色古香的唐装成了中国当年最时尚的服装。

　　1949年开国大典，新中国领袖毛泽东身着中山装阅兵。邓小平在1984年阅兵时穿的也是中山装。同样，当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穿的也是中山装。2009年10月1日，胡锦涛身穿深色中山装，主持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仪式。阅兵式上的中山装既有传承又不失革新意味，“传达出中山装这一中国‘政治图腾’蕴含的开放民主、民族复兴之意。”

　　2014年3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欧参加荷兰王室的宴请。按照欧洲王室礼仪，出席国宴的主宾都必须穿礼服。燕尾服是西方人的礼服，西方人在这种场合也从来不穿西服。然而中国国家元首穿传统的中山装，似乎又太多政治内涵，而且看上去有点呆板。

　　当习近平与彭丽媛身穿中式礼服出现在古老的阿姆斯特丹王宫时，世界为之眼前一亮，国人为之精神一振。习主席穿的猛一看像是中山装，但并不是传统的那种：具有全新设计感的中式礼服彰显中国文化内涵，习主席率先践行文化自信，展示民族风采，又诠释出一种开放创新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