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谈纺织行业

　　在当前形势下，探究取得成就的原因和规律，总结过往发展的经验与不足，勘校未来行业升级的方向和途径，对于行业树立信心、攻坚克难、加速实现纺织强国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

　　辉煌成就从何而来?

　　记者：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纺织工业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调整转型升级，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您认为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天凯：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纺织工业发展质量最好、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行业在规模效益增长、产业结构优化、自主创新发展等方方面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过去十年较好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我国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继续提高;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市场持续繁荣，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特别是2005年全球纺织品服装配额取消，都为我国纺织工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在过去十年里，纺织行业始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要求，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综合竞争力得到持续提升，为行业把握历史机遇、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国际市场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纺织行业多年来坚持调整升级的成效发挥了根本性的支撑作用，带动行业较早摆脱金融危机影响，实现了企稳回升。

　　可以说，过去十年纺织行业取得的发展成就，是内因与外因结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行业自身坚持调整升级、科学发展的内因是行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记者：进入“十二五”以来，以“2020年实现纺织强国”为目标的纺织行业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品牌、可持续和人才四大战略着力点，开始了新的爬坡历程。近两年，行业在以上方面涌现了哪些突出的新成就和新亮点?

　　王天凯：近年来，纺织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继续稳步推进，外部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倒逼机制，加速了这一调整升级的进程，行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也取得了一些新的发展成绩。

　　比如，在科技创新方面，行业中的科技创新成果大量涌现，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得到广泛开发和应用。2011年全行业有3项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21项成果获得“纺织之光”科学技术奖励，产学研合作创新继续深入发展。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纺织行业生产率持续提升，2011年人均产值同比提高20.2%，2012年1~5月提高13%。

　　在品牌建设方面，在注重依托内需市场土壤培育、发展自主品牌的同时，近两年，纺织企业通过跨国资本运作收购国际品牌及营销渠道的实践不断增加，一些骨干企业已经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跨国供应链，资源整合能力与国际影响力有所提升。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一个新的特点是，企业已经从过去单纯注重技术与装备改造升级，转向技术、装备应用与管理模式革新、管理水平提升结合，节能环保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必然有所改善;企业已经更多地从自身成本节约、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的问题，而不单纯是完成国家的强制性任务。

　　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正在由一种行业引导的声音转变成为广大企业更加自主的行动，企业对于人才引进与培养的关注和投入正在增加。行业相关方面的公共服务也在不断发展。

　　科学模式：普适的还是个性的?

　　记者：您曾说过，在新形势下，纺织行业的发展需要探索新模式和新方法。近两年，有哪些新模式和新方法值得总结和肯定?

　　王天凯：对于正在转型升级的中国纺织业来说，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可供探索创新的空间很大。目前行业发展实践中不断涌现出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比如企业跨国进行技术、市场、人才、原料等资源的配置，建立跨国的采购与供应链;企业内部加强资源的有机整合，促进物质投入与智力投入深入结合，技术要素与管理要素深入结合;以及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发展等。这些涉及产业链、价值链整合提升的基础性科学方法，都值得加以关注、研究和宣传，从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规律，提供给全行业加以借鉴。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企业的个体定位和发展路径来说，并不存在某种普适性的模式。富安娜的“终端提升”，阿仕顿的“连锁直营”，无锡一棉的“精品精管”，温州服装企业的“快时尚”，绍兴印染行业的“区域提升”……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活力。

　　说到底，市场衡量成败，时代培养企业。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如果说有什么“普适”模式，那就是：合理定位，灵敏捕捉市场动向，快速反应，优质服务，以及合理的管理方法。如果有所谓“终极”理想，那就是：步入良性循环轨道，而具体路径则是差异化的，大有大的做法，小有小的规律。

　　比如品牌建设这件事，我们不要求所有企业都去做品牌，而应因企制宜，准确定位。目前，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行业里有一批国际国内知名品牌成为龙头骨干，带动数以百计的中小企业在相关产业链上发挥作用，在这种模式下，中小企业通过做精做专，与大企业良好互动，形成了和谐的产业生态环境。而国家和地方要做的，则是为中小企业提供宽松的市场条件和成长环境。